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人荟萃，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据不完全统计有上千人，其中全国知名的人士也不少。这些人的到来，是桂林文化城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的人才资源。

早在抗战初期，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危急，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转移武汉。从上海撤退的一批文化人，有邹韬奋、杨东莼、钱俊瑞、金仲华、张仲实、沈兹九等14人，绕道香港经桂林去武汉，他们于12月8日抵达桂林。

邹韬奋一行刚到桂林，正遇上桂林中等以上学校数千人在体育场举行“一二·九”学生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学生得知邹韬奋等人到了桂林，马上以大会的名义邀请邹韬奋、金仲华、沈滋九三人出席纪念大会并作演讲。韬奋在会上讲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提出要实施战时教育，课程要改革，主张用活的学习方法，要关心国家大事，反对死背公式定义等。同时指出这次抗战不只是在军事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建立起一个伟大的新中国，保障我们子孙万代的幸福，这责任都落在我们和青年们的肩上了。

邹韬奋等人还先后应邀向桂林党政军、全体公务人员、广西学生军等作报告。后来邀请的单位多了，他们则按各自的专长和比较熟悉的问题作了适当分工，邹韬奋讲团结抗战问题，金仲华讲国际问题，张仲实讲思想方面的问题，钱俊瑞讲农村经济问题，杨东莼讲战时教育问题，沈兹九则专讲妇女方面的问题，一天下午，邹和金应邀到广西大学报告，原计划每人只讲一小时，后因全场听众情绪非常高，又非常热情，讲完之后，台下学生们又提出了许多问题，有的递上纸条，讲求解答。两人均耐心一一作了解答，这天从下午一时一直讲到六点钟才宣告散会。还有一天，韬奋应四个单位之约，连续演讲，往返奔走，中间没有休息，连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忙到深夜。韬奋一行在桂林只停留了三天，共作了十多场报告。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文化人撤退到桂林的越来越多，桂林的各类文化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为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的历史发展必由之路，为繁荣桂林文化城的文学艺术，当时的政府、各大中学校、各文化团体、都纷纷行动起来，抓住时机，举办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报告会、演讲会。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到1944年期间，共举办了类似今天“文化大讲坛”的活动达260多次，按内容分，属时事、政治的77次，属文学艺术的87次，属科学技术的53次，各种座谈会的50次。

举办的渠道是多方面的，有政府办的，而大量的是各学校和文化团体，其中以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广西大学、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最为活跃，其中又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举办的次数最多，他们举办了“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和“文艺讲习班”，都是由著名作家主讲，颇受文艺爱好者的欢迎。

时事政治方面参与主讲的有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陶行知、梁漱溟、杨东莼、胡愈之、范长江、千家驹、夏衍、金仲华、张铁生、张志让、陈豹隐、盛成、万仲文、刘季平、姜君辰、王文彬、王造时、陈此生、石西民、任重等。以夏衍讲的《敌后文化工作动态》、石西民讲的《江南敌后动态》、任重讲的《江南游击区实况》最受欢迎。参与讲座的还有一些外国朋友，日本反战进步作家、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互的《今日之日本》、《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日战争的现阶段》、《日本总动员方案》等演讲，受到广泛关注，许多单位都邀请鹿地互去作报告。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理事、越盟桂林办事处副主任范文同（当时化名林伯杰）讲《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情况》，武元甲（当时化名杨怀南）讲《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和越中关系》和《越南革命风潮的一个重大事件》等。朝鲜民族革命党中央委员、东方战友社社长兼《东方战友》杂志发行人李斗山应驻桂林的国际宣传处邀请，作了《翰鲜革命运动的问题和前瞻》的演讲。苏联《消息报》特派记者卡尔曼应桂林国际反侵略运动宣传委员会之邀，在桂林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上作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的演讲。法国记者李蒙夫妇应广西大学文学院之邀，作了题为《法国青年苦闷与中国青年》的演讲。1940年8月，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到桂林，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联合邀请，作了《敌后情况》的报告，着重介绍了我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这些外国朋友通过实地考察中国抗日前线和敌后所见所闻，并介绍各自国家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受到文艺工作者和青年们的特别欢迎。

文学艺术方面主要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主办，主讲人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领域的名家，有邵荃麟、巴金、艾芜、王鲁彦、黄药眠、周钢鸣、陈闲、李文钊、司马文森、林林、守云彬、欧阳凡海、何家槐、孟超、聂绀驽、欧阳予倩、洪深、焦菊隐、田汉、熊佛西、吴晓邦、徐悲鸿、张安治、黄新波、刘建庵、徐杰民、陈华柏等。除了经常主办各种专题报告外，文协桂林分会还组织了三次系列讲座：一是1940年8月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联合举办的“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每周三次，共14个专题；二是同年11月举办的“文艺讲习班”，每周一讲，听讲学员100人，共22个专题，有周钢鸣讲《艺术的概括》，夏衍讲《剧作偶谈》，欧阳予倩讲《旧剧改良问题》等。文艺讲习班的第一期结束后，紧接着，1941年5月又开办了第二期“文艺讲习班”，报名听讲的超过200人，文协桂林分会除主办“文艺讲习班”、“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外，还成立了“文艺习作指导组”，对爱好文艺创作的青年进行具体指导及习作评阅。“文艺习作指导组”收录了60名青年文艺爱好者为固定学员，由夏衍、林林、艾芜、陈闲、司马文森、周钢呜、王鲁彦、舒群、黄药眠等22名著名作家分工进行具体指导，指导组在评阅文艺习作当中，如果发现好稿或优秀作品，还主动向当时的文艺刊物推荐。通过这一系列讲座和习作指导，接着了文艺骨干和新生力量，促进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艺创作和繁荣。

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文协桂林分会还适时举办了各种专题座谈会、讨论会，如讨论“文艺中国化、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问题”、“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保障作家权益问题”、以及“战后中国文艺的展望”等。在文艺问题上，通过广泛深入的座谈和讨论，对沟通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文艺队伍的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也经常有各种报告会，以增进学术交流，参与报告的有马君武、李四光、何杰、罗锦泰、赵佩莹、秦道坚、叶培、彭光钦、唐现之、章润之等。在这方面，当时的省政府、教育厅、广西大学、医学院做了大量工作。

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是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战文化面向社会、面向大众并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重要实践活动。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一）讲座也好，报告会也好，不是一家独办，而是多渠道，大家来办，既有政府主办，也有学校主办，而更多的是文化团体和社团主办，也有联合起来举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单位的行动，并没有谁下“命令”，交任务，都是“自发的”和自学地奉献。参与听众也很踊跃，少的百来人，多的上千人，体现了群众性特点。（二）这些讲座和报告会，绝大部分是免费的，仅文协桂林分会主办的文艺讲习班，因为是系列讲座，每周一次，持续时间近半年，为保证学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采取了自愿报名的办法，一次性交国币三元（按：1941年桂林市中白米每斤0.659元），文协会员还可半价优待。其他的单项讲座和报告会，听者自愿，一律免费，完全体现了这项文化活动的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