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篇巨制砖石能言 桂林古建筑中的砖雕、石雕，是桂林古建筑艺术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桂林古代的能工巧匠广泛地将砖石雕刻艺术运用到桂林的各类建筑中。 桂林砖石雕刻艺术的出现，从考古材料来推断，砖雕最早始见于秦代。在兴安溶江北岸的秦城遗址内，我们见到了在青砖中模压出装饰纹饰用于城市建筑。由此算来，桂林砖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石雕的历史估计也不会太晚，从桂林发现的西山龙头峰佛塔造像、虞山公园发现的千年观音造像来说，均已超过了千年以上的历史。仅就目前所知的摩崖造像来看，其石雕的工艺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由此可知，石雕艺术应用于建筑中亦不会晚于这一时期。石雕作为艺术，用于建筑且有实物例证的，最早年限当推元代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建于伏波山北侧的防洪驳堤。1986年，在伏波山北的江岸发现了一段十分完整的驳岸，为方料石砌筑。料石的大小约30×40厘米见方，逐级分层内收，形成金字塔状阶梯式斜坡。从河边地表至顶端共清理出八层，在顶端往下数的第二行为料石，除了刻有“至正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朔建”的题款外，在题款的两端刻有带头光的释迦牟尼结伽佚迭座像。这应当是桂林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运用于建筑中的雕刻，屈指算来已长达600多年。 石雕大量运用于建筑中应当是在明代，尤其是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封藩其侄孙朱守谦到桂林任靖江王，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在独秀峰下大兴土木修筑靖江王府以来，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 历经20余年的建设，大兴土木、广筑楼榭亭阁，使原来元顺帝的潜宫一跃而成为高墙深院的明王府。 在独秀峰下的明代靖江王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保存完整的承运门云阶，在现在广西师大办公楼的下面，有一个两层石雕栏杆围绕的方料石台基。云阶玉陛的台阶，精雕细刻的石栏杆，线条流畅的须弥座，从现存的这批遗物中，我们不难发现明代是桂林建筑史中最辉煌的里程碑，其建筑水平亦已处于顶峰时期。这同时可以从靖江王陵历代藩王陵墓前的石作仪仗中得到印证。桂林靖江王墓群中的石作仪仗体形硕大、造型逼真，且纹理雕刻细腻，不论是文武侍者，抑或麒麟、石狮的雕凿，无一不是精雕细凿，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具象与夸张相融洽的典范，也是桂林古建筑中大量运用圆雕的一个典型实物例证。 到清代，圆雕广泛运用于建筑中，除了个别的陵墓以外，大量传世的石质圆雕作品主要还是清代各府衙门前的门蹲狮、抱鼓石。清代陵墓前的石作仪仗较之明代的石作仪仗而言，体量虽然稍微偏小，但雕刻的纹理更细致，石材选择更讲究，现存于尧山西麓的岑毓英墓石作仪仗即是佐证。门蹲狮的造型，也由明代早期分口直身的粗犷粗约雕刻风格，逐步演变到清代更具有逼真造型的写实风格。现存的清代石雕门蹲狮中，以保存在市博物馆门前的原清代福建会馆的汉白玉石狮为最，它的雄浑大气和硕大的体形向后人证明了清代的搬运吊装技术与雕刻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作为石雕艺术在古代民居中的应用，除了我们最常见的拴马石以外，主要是置于门前的抱鼓石、避邪用的“泰山石敢当”、石柱础、石门槛的石墙护角。 抱鼓石的雕刻简洁，避邪用的“泰山石敢当”粗犷，石柱础在主建筑的廊柱下，当然是讲究工艺的精细和造型的丰富。石门槛、料石墙护角多在门楼中应用，图案讲究精妙。这在恭城周氏宗祠中得到了应证。 周氏宗祠的料石护墙角置于大门两侧山墙下，分别刻有福、禄、寿、禧等吉祥图案。而周氏宗祠的料石门坎图案则十分讲究工整细腻，与精美的木雕配合，使整个建筑充满了浓郁的艺术魅力。 用石板材镂刻门窗，笔者在近十年的调查中仅在灵田的上长岗岭村大夫第古民居群落中发现一例。该石窗约30×40厘米，用厚约2厘米的石板镂出了布泉状窗棂，简洁而极富创意。 而现在仍保存完好的灌阳市月岭村“孝义可风坊”应该说是民间石雕艺术中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一处石牌楼。桂林古建筑的石雕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在桂林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放射出熠熠耀眼的光芒。 用龙凤的造型做成福字，在桂林古建筑中还是首次发现。这是周氏宗祠前的一对护墙石，四幅方形的画面分别寓意了福、禄、寿、禧。 桂林生活网-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