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日报》在桂林的人和事 桂林山水-桂林板路- 1940年我在桂林，时值抗战时期，此时桂林已形成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人云集，报刊及出版社、书店等事业颇见兴旺。在报业中，《救亡日报》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这张报纸版面八开，但分量厚重，很多文化人为它写稿，单以报纸的副刊论，便有林林主编的《文化岗位》，欧阳凡海主编的《批评与介绍》、艾青等主编的《诗文学》等。这些副刊的轮流推出，加上其他版面的专栏文章，使其成为西南地区读者最喜爱的精神食粮之一。 《救亡日报》是文化人办的报纸，经费困难，刊登的文章一律不付稿费，尽管如此，很多作者还是乐于为它写稿。现在听起来，这样的事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仔细一想，大家都为了坚持抗战，为了在物资十分匮乏的状态下，使这张文化界自己的报纸能够坚强地生存下去，由这一共同信念的精神凝聚力所维系，写点文章不拿稿费，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救亡日报》创刊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初期的上海，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团体所办，主持人为郭沫若。上海沦陷后，报纸迁往广州，主编为夏衍。1938年初，我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看到了这张在广州发行的报纸。它的独具一格之处，是时事报导方面不占主要篇幅，大部分的版面刊载文化界各方人士的文章以及文艺界的活动信息。我记得还有外国人所写的支持抗战的文章，例如日本的进步文化人鹿地亘、池田幸子等都经常有文章在上面发表。迁到桂林以后，版面有所改变，第一版改为全刊登时事消息了。 广州沦陷后，报社迁到桂林，由夏衍全力经办，报社位于桂林桂西路（现解放西路）附近，印刷厂则在郊区观音山。因筹集经费比较困难，报社人员的生活十分清苦，每月只拿一点生活津贴，平时的伙食只是糙米饭和一碗蔬菜。但工作人员十分积极，不论是编辑，还是外出组稿、采访等，工作十分忙碌。 夏衍主持工作，除看大样外，社论和时评大部分是他写的。他不仅是位作家，而且是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时评专家。除报纸外，他还主编一个刊物《十日文萃》，由附设在报社内的一个南方出版社出版，每期除选辑部分各地报刊的重要文章外，大半都是另行组稿，每期刊首的时论就由夏衍亲自执笔。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对时局评论的文章。  《救亡日报》以副刊见长，这方面的负责人是林林，他是福建泉州人，青年时留学日本，与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创办过“质文社” ，该社的负责人为郭沫若。他在《救亡日报》专职编副刊《文化岗位》，那是几乎天天都见报的，他还同艾青编有《诗文学》副刊。我那时只是个19岁的青年，喜欢诗，曾不断地写了一些寄给该报。有的登了出来，有的没有登。有一天，林林走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看我，使我十分激动。林林是位和蔼可亲的人，谈吐温文尔雅，我以后也就经常到报社去看他。他对我写的诗有肯定的地方，又觉得过于忧伤。他是我写作的第一个领路人，我一直感激他。有一次他告诉我，我有首诗被宋云彬指出既不通又不知说些什么，宋云彬向夏衍说了，夏衍就找林林，要他注意。林林告诉我这情况后，我一方面觉得很紧张，一方面又以为诗是表达人的心灵感情的，可以有人懂，也可以有人不懂。林林认为应该被人读懂才是对的，他指出我诗句中不少用词不当和文理不通之处，我很心服，自此以后我就改变了那种写法，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批评，我尤其感谢林林。 与林林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叫陈紫秋的，他既是编辑，又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写得很好。我在报社见到他时，常向他请教。他见我年龄小，读书不系统，就告诉我要学基础知识，要读名家的书，他开了一些书目给我，可惜很多书那时买不到。以后据说他去了南洋，从此也就杳无音信了。 报社有两位女记者高灏和高汾，二人是姊妹，经常外出写些报道。我同她们不熟，一直到解放后高汾在人民日报工作，我同她才熟识起来。听她说，她的姐姐高灏因病逝于英年，是很可惜的。还有一位报社编辑谢加因，是位很有才干的编辑。我同他熟识，还是在报社被国民党查封之后，我们一同由桂林南下广州湾（湛江）同路时开始相识的，当时同路的还有作家周铜鸣。因为同路，有说有笑，谢加因谈吐中显示出的知识和才华，使我深感钦佩。此后彼此天南地北，我就不知他的音信了。 1941年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国内政治局势恶化，《救亡日报》也于此时被勒令停刊。于是报社人员四散，各自走向另外的工作岗位。盛极一时的《救亡日报》从此便消失了，但是它的影响却永存在现代文化史中，如今老一代的文化人谈起《救亡日报》，总是怀着追念不止的心情。 许觉民：1939-1940年在桂林生活书店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桂林生活网-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