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叠彩山的风洞，到达北牖洞，便会见到不少古代的碑刻，给人印象最深的数李秉绶的兰花图和墨竹图。李秉绶（1748—1823）字云莆，号竹坪，是清代著名画家兼诗人，祖籍江西临川。李秉绶曾到京城任工部都水司官职，但嫌公职缠身，出作不便，壮年时就辞去官职，专心画事，后长期定居于桂林榕湖西岸，并在叠彩山的白鹤洞下修建画室，取名“环碧园”。当时在桂林的文人墨客常聚会园中，谈古论今，研讨画技。 他的父亲叫李宜民，在乾隆末年来桂林谋生，成为富商，李秉绶随父亲来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李宜民曾据浙江杭州圣恩寺里唐末五代僧人贯休所作的“十六尊者”（罗汉）像刻本勒石，碑原置桂林西山的隐山华盖庵，今存七星公园桂海碑林处。李氏一门子孙都出类拔萃。长子李秉礼，擅长诗文；次子李秉钺（yuè 音月），强于篆体隶书，山水画也十分飘逸雅致；三子李秉铨，不仅书法出众，尤以绘画墨兰而闻名；幺(yāo)子(排行最末的)李秉绶，擅长书画，所绘兰竹梅石尤佳。 李秉绶的墨竹图，枝叶繁茂，布局匀称，行笔秀丽，潇洒逸脱，有密而不繁、疏而不漏之感。相传墨竹图的创始人是元代的管仲姬，名道升，字仲姬，浙江吴兴人。她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fǔ 音俯）之妻，多才多艺，画墨竹兰梅，独出手眼。据说管道升画竹子的方法比较特别，当时管道升的窗前种有许多青竹，每当阳光将竹影映在窗帘上时，她便用墨照窗上的竹影勾画下来，成了一幅形象逼真的青竹图，于是“墨竹画”就成了一种艺术流派流传下来。 据说在元代，由于元朝皇帝的野蛮统治，许多画家因为画了一幅画就招来杀身之祸，画家们只好把满腔的愤懑泄于画面之上。据传元代画家郑所南曾作一幅有根无土的兰花，以此告诫人们国土已沦亡。封建社会的文人当国家民族处于逆境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常借用它们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统治阶级的不合作。梅、兰、竹、菊自宋以来就被称为“四君子”，象征清高、幽洁、虚心、隐逸。李秉绶兰花图中的兰花也是有根无土，导游们猜测这也是暗喻清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行将夭折。竹叶刚健似箭，修长的兰叶衬托着美丽的兰花，生机勃勃，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表现了他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傲岸精神。 位于李秉绶的兰竹图上下还刻有两首诗，这是清代诗人吕坚在清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年）腊（十二月）八日所题，高度赞扬了李秉绶兰竹图的价值，尤其是画竹的水平。李秉绶所画的不是普通的竹子，而是有特别内涵的“湘妃竹”。 这源于典故“舜妃啼竹”。虞帝（即舜帝）原是皇帝的第七世孙，他勤劳朴素，博得人民的拥戴。尧帝因年事已高，并经四方首领的推荐，确定把舜作为他的继承人。尧先是决定把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为妃，并对他考查三年之后，才将帝位禅让给他。舜继尧位后，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娥皇、女英对舜也十分敬重，情深义重。舜不顾年老，还到南方各地巡视，曾游于桂林虞山下的黄潭。后舜南巡时死于“苍梧之野”（即今湖南九嶷山一带），噩耗传来，娥皇、女英二妃闻讯追去，一路悲泪奔涌。她们的泪血洒在竹林里，竹子上滴满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变成了美丽的斑竹。后双妃因悲恸而死于洞庭湖君山。舜又称“湘君”，故二妃亦称“湘妃”。她们所洒泪血变成的斑竹，也就称之为“湘妃竹”。桂林虞山公园中的“舜祠”（俗称“虞山庙”）是怀念和崇敬舜帝及双妃而建的，为桂林最古老的庙宇。此后，人们常用这一典故表现思念、忧伤的感情，或者用以咏竹。难怪吕坚在李秉绶的画上题诗并写记赞美道：“今见云莆画，长似听山阳（按古代方位的说法，水之北为阴，山之南为阳。晋向秀经山阳旧居，听到笛声而怀念亡友，因作《思旧赋》。后人以“山阳笛”为怀念战友的典故）笛也。”意思是说见李秉绶兰竹图，倍感亲切，就好像听到了山南边飘来的笛声，动听极了。 李秉绶在桂林的兰竹图石刻共有四组八幅，各有特色。除了在叠彩山北牖洞这两幅外，在伏波山望江阁旁（即过去的“大悲古洞”西侧）、七星公园里普陀山上的四仙岩（七星岩入口北侧，“文化大革命”中遭毁坏，现复制品移至桂海碑林）和虞山公园里韶音洞内，分别刻有两幅。伏波山这一组构图巧妙，可分可合。分开可作单独的两幅，如两幅合在一起，依然兰竹相接，疏密有序。虞山公园这一组兰竹画得清丽卓绝，风姿绰约。七星公园（桂海碑林）这一组，其中一株竹茎粗壮，枝梢迎风飘举，名为“风竹”；另一株竹叶低垂，如浴夜雨，名为“雨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