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元月，《救亡日报》从上海迁到桂林复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夏衍是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剧作家、电影艺术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左联。他原在上海与郭沫若创办《救亡日报》，上海沦陷，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指示夏衍，将《救亡日报》迁来桂林复刊，并接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的领导。

《救亡日报》没迁来桂林以前，我党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向全国人民发布的。抗战时期，桂林拥有60万人口，聚集了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党的声音能迅速地传达到桂林，显得尤为重要。但那时交通不发达，《新华日报》由重庆用汽车运送到桂林起码要三四天，后改为飞机运送，天气不好，航班受阻，也要两三天，致使报纸无法及时送到桂林读者手中。《救亡日报》迁来后，这一矛盾得到了彻底解决。

夏衍在桂林通过《救亡日报》积极地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各种抗日主张，紧密团结了当时流亡在桂林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同仇敌忾，共同抗日。同时《救亡日报》还配合各个时期的形势，与各种形形色色的不良倾向作斗争，从而使桂林当时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由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捷一周年，《救亡日报》发表了姚潜修写的《关于台儿庄的大胜利》等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好文章。

当时国难当头，少数文人置身于抗战之外，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种种不利于抗战的消极情绪。针对这些思想颓废的文化人，《救亡日报》发表了大量具有引导性的文章。美术方面有阳太阳写的《关于抗战画展》、江子美写的《新绘画的展望》；音乐方面有李仲融写的《从<虎爷>演出谈音乐运动》、林林写的《关于<江汉渔歌>》，林焕平写的《看戏谈》等。文章一致指出，某些文学艺术作品和戏曲风花雪月、封建迷信色彩过多，与抗战形势相距甚远，一定要改革，并强调一切文艺创作都要突出爱国抗日的主题，否则便是逃避现实，将受到群众的唾弃。

1940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潜伏在国内的大小汉奸顿时猖狂起来，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防建设。为压倒汉奸的嚣张气焰，《救亡日报》发表了大量要求铲除汉奸的文章和漫画。给人印象最深的有周令钊作文、建庵木刻《汪精卫是妓女政客》、特伟、少其合作的木刻《汪精卫自毁前途》，郭沫若写的《汪精卫进了坟墓》、杨刚写的《怎样反汉奸文化》等文章。正因为夏衍主编《救亡日报》方向明确、旗帜鲜明，所以才能很好地引导了桂林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对敌斗争。

夏衍平易近人，很有人缘。艾青到桂林后一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夏衍便邀请他去主持《救亡日报》副刊，使副刊办得有声有色。夏衍写的《一年间》话剧，在桂林用白话、国语、桂林话三种语言演出，得到了国防艺术社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演出轰动了山城。司马文森写了《从上海屋檐下到<一年间>》的评论，朱瑞均写了《一个热烈的推荐》等文章，均发表在《救亡日报》上，这些文章充分肯定该剧从主题思想到艺术形式有新的突破。

夏衍与田汉、洪深三人合作写的话剧《风雨归舟》（即《香港，再会吧！》）在桂林演出，也场场爆满，对桂林话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百忙中，夏衍还腾出时间与宋去彬、聂绀弩、孟超、秦似等人创办了杂文刊物《野草》，这是一个富于战斗性、勇于向敌人投枪掷弹的刊物。它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尖锐辛辣的杂文，对国民党官员的营私舞弊、贪污腐败，做了无情揭露与抨击。皖南事变后，桂林变得一片白色恐怖。《救亡日报》、《野草》先后被迫停刊。

夏衍在桂林虽然仅有三年时间，但在桂林新闻文化发展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