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桂林城市人文精神之三 记者 阳翔 实习生 龚清馨 桂林的学术氛围是宽松的，关键是桂林的作家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桂林人喜欢读书，善于读书，也因此学会思考。 今天，小说《桂系演义》始终被摆在桂林书城的显眼位置，自1988年首印至今20年，它拥有大量读者。 这是本土作家黄继树写的本乡本土事情，书中人和事，全与桂林密切相关 。 在桂林，象黄继树一样，钟情于本土文化，用笔去记录一段真实历史的文人很多，作为有充分自主意识的桂林作家，他们为历史赋予桂林的那种包容共生的文化氛围而自豪。 传承本土语言和文化的责任 黄继树是“半路出家”的作家，在作品《第一个总统》出版前，他在文坛上还名不见经传。 1968年从部队复员回到桂林，黄继树用了10多年时间饱览经典名著，特别是那些与桂林有关的作品。 1980年至1987年7年间，黄继树写了7本书，其中与人合作的《第一个总统》获得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在创作《第一个总统》过程中，黄继树专心研究孙中山与桂系的史料，这个过程里，他发现，新桂系虽然在历史上存有争议，但在抗日战争中，桂系军队与日寇浴血奋战，没出降将，没出伪军；而在上世纪30年代，雄据广西后的新桂系积极推动地方建设，发展广西经济；特别是抗战期间，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确保大批云集桂林的文化人的生活和创作，对桂林成为抗战文化城起了重要作用。 即使在今天，这段充分体现了当时民主自由空气的抗战文化，仍为桂林人骄傲。 黄继树认为，之所以能把《桂系演义》里的人和事写得鲜活，能引起读者共鸣，主要是那段历史，已成为桂林这座城市独有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在《桂系演义》里，有大量的对白使用了桂林方言，有大量的人和事，出自桂林，使人读了以后，亲切感油然而生。 在黄继树看来，这除了是文学创作的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传承地方语言和文化的需要。“前人用他们的文学作品将桂林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留给了我们，如今，这个任务落到我们当代桂林作家的肩膀上了”。 黄继树：桂林是中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有自古流传的自由思考之风。我认为，桂林绝对应该是一个出名家、出大家的宝地。 但是，有了好土壤并不等于一定能长出参天大树，桂林本土作家们应该沉静下来，充分吸取土壤养分后再厚积薄发。 我想，50年，哪怕500年后，桂林文化能再创辉煌，那也是幸事。 吸取厚重历史的营养 黄继树推崇“用桂林话写桂林事”，也因此，他对用桂林话写文章写出了名堂的白先勇先生也极为推崇。 确实，白先勇先生《花桥荣记》，其正宗的桂林话让人读来亲切无比：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维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 “一个礼拜我总要亲自下厨一次，做碗冒热米粉：卤牛肝、百叶肚、香菜麻油一浇，洒一把油炸花生米，热腾腾地端出来，我敢说，台北还找不出第二家呢，什么云南过桥米线！” 白先勇是白崇禧的第五个儿子，出生在桂林。虽然只在桂林住了7年，但一口正宗的桂林话至今未变。有人认为，白先勇的文学作品，兴趣爱好，甚至他的语言和思维，都离不开桂林这块生他养他的宝地，离不开桂林人这个勤劳智慧的人群。 曾有人说，童年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这句话在白先勇身上再次得到印证。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儿时在桂林所受到熏陶和感染，正是因为他选择了有关故乡的人和事作为早期小说的素材，白先勇的小说才显得那么独具一格，并很快就从文学的狭路上冲杀出来。 当然，除了白先勇和黄继树，当代桂林也还有不少颇有建树的文化人。 2003年，在南宁召开了广西文学艺术家十三年成果展示会，其中桂林市文联下属11个文艺家协会，共有20名会员入选，在全区各市入选人数中占有绝对优势。 不论他们的作品形式和题材有何不同，但却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从桂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吸取到养分，才创作出了扎根本土的优秀作品。 而能够让这些作家成功的理由，除了个人的奋斗、历史的底蕴外，包容的文化和思想交流氛围也起了作用。 自由之风历代传承 秦始皇统一岭南前，桂林的本土文化以百越文化为主，但随着秦军带来大批中原人，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产生的碰撞，使汉民族与百越先民相融合，这个阶段，是桂林文化原生态与中原先进文化融合共生的过程。 历代王朝，都有不少官员和文化人被贬桂林，桂林秀丽的山水风光和宜人的气候，舒缓了他们的心绪，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而另一方面，由于桂林地处岭南地区，颇有点山高皇帝远的味道，受王权管制相对没那么严苛。于是，被贬的文人们才留下了诸如“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 “江作清罗带，山如碧玉簪”等上万余首让想象任意驰骋的诗词，供桂林人欣赏和学习。 但桂林人绝非只是学习者和欣赏者，在清朝末年，桂林本土文化曾达到过一个巅峰。 清代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中坚力量是岭西五大家，而岭西五大家中，有三个就是桂林人。晚清四大词人中有三人是桂林人，还有著名的临桂词派等。这些，都是桂林人在传承了沉淀多年的历史底蕴后的爆发。 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让桂林人得到了熏陶，也造就了桂林人自古尊重文化人、提倡自主意识的优良传统。 特别是抗战时期，东北、华北、华东和广东地沦陷后，大批文化人先后云集桂林，坚持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抗日文化中心。 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文化人云集桂林，获得了在当时难能可贵的宽松环境，可以自由的思想并发表个人的见解。 当时，桂林有报刊200余种，出版社80余家，书店林立街头，自由、民主的空气，成为抗战时期桂林的最大特征，也成为后人总结桂林抗战文化的特征。 这个时期所营造的民主思想风气，对后来的桂林本土文人和本土文化一直保持着重要影响。 作家沈东子说，当年抗战文化在桂林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大批文化人来桂，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来这里没闲着，办刊办报办出版社，办画展剧展做讲演，与民众有亲密接触，直接启蒙青年人的思想，以至于数十年过去，后人依然津津乐道。 “桂林的思想氛围是宽松的，关键是桂林的作家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沈东子： 桂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城市，应该有自己的勃勃雄心，眼睛不能只看着南宁、柳州、北海，要看北京、南京、上海，这样才能超越区域的局限，别忘了桂林曾经是广西的省会，曾有统领八桂文化的先锋意识。 有这样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只要加强文化建设，坚持50年，桂林的未来不可限量，也许我们看不见，但无疑是造福后代的事情。 点评 思辨的精神，源于自主的意识 历史文化资源不仅以物态的形式存在，更以无形的意态和心态方式大量存在，这也就是城市的记忆。 我们城市的记忆，应包括城市历史上有价值的现象、事件、人物、民俗、特色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等等。 桂林的文人，用他们的思辨记录着一些属于我们城市记忆的章节。 黄继树说，“植根于本土的文化才更鲜活、更有亲和力”。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否具有这样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关键是城市人文精神，而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承靠的就是城市记忆，离开了城市的历史和记忆，城市精神无从谈起。 桂林的文化人，一直在做着这种存留、发掘、保护、利用和宣传城市记忆的工作，等同于在做着传承城市人文精神的工作。 但必须看到，一段城市记忆是否准确、是否真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录者当时的思想状态，如果其思想缺乏自主、其个性缺乏勇气，那所记录的城市记忆，是有可能存在偏颇甚至歪曲的。 在一个城市里，市民精神世界的权利不受侵犯，并有传达声音的通道，这是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建设内容之一。古今中外，天下百家，海阔天空，大家都可以来谈一谈。 思辨的精神，就来源这种自主交流的氛围，城市人文精神的基石，也因此才能确立。 桂林生活网—桂林晚报